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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论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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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

我国民法是调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重要基本法,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发展商品生产,保障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法律武器。但是,过去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致使我国民法科学研究工作和民事立法工作都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大力开展对民法科学的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民法科学体系,制定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法典,是当前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民法调整的对象是什么,即它调整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是我们在学习研究民法时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定的法律制度是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反过来它又积极地为其所由产生的基础服务。民法是随着私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部门,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度,民法所调整的对象亦有所不同。

一、私有制国家民法调整的对象。民法一词来源于罗马法中的市民法。罗马奴隶制社会是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反映在上层建筑上,罗马奴隶主国家调整商品生产的法律制度也远较同时代其他国家为完备。市民法为罗马奴隶城邦国家调整市民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固有法,其后随着罗马商业的发展和领土的扩张,又产生了外国人之间,外国人与罗马法人之间的法律——万民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法界限逐渐消失,查士丁尼的《国法大全》里已不再有市民法与万民法之分。公元三世纪,罗马法学家虽提出了“公法”与“私法” 的划分标准,但不论是市民法、万民法或后来的《国法大全》,都不是按照“公”“私”法体系编制的,而是民,刑法不分,实体法与程序法并容的综合性法典。到了资本主义兴起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商品生产,西欧各国竞相学习和继承罗马法,他们所学习和继承的不是罗马“公法”,而是罗马“私法”,于是,市民法便成了罗马法和“私法”的同义语。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的《法国民法典》,第一次以市民法(民法)命名,其旨意即在于说明法典的私法性质,其后民法一词便为德国、日本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沿用。旧中国民法一词即从日语中译来。按照“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罗马法的民法(私法)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国法大全》中的《法学阶梯》把法分为人法、物法、诉法三大部类,人法包括婚姻亲属、物法包括物权继承私债、诉法包括各种诉讼程序,总之,既包括财产所有财产流转,人身婚姻家庭等社会关系也包括公民之间的诉讼关系。

罗马法学家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被资产阶级法学家奉为“传统的”“典型的”分类方法,他们在判定民法典时,都是按照“私法”的模式来确定他们的法典内容和体系的。如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共是兰编,第一编人,其中包括民事权利的享有及丧失、身份证书、住所、结婚离婚、亲权等十一章,第二编包括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其中包括所有权、用益权、担保权等四章,第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包括财产继承权和各种债的关系共20章,它与罗马法中《法学阶梯》的体系极为近似,只是剃除了诉讼法编,把物法分为物权编和债权编而已,故《法国民法典》有现代法学阶梯之称。可见法国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也非常广泛,既包括财产所有、商品交换、土地继承、雇佣劳动等社会关系,也包括婚姻家庭等人身关系。1900年公布施行的《德国民法典》共分总则、债务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等五编,只是从法典编制体系上作了一些调整,它与罗马法中《学说汇编》的体系更为接近,故有现代学说汇编之称。但从其内容看,即从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看,与法国民法典基本一致,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颁布的民法典大多都是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来划分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的。

罗马法学家所倡导的“公”“私”法理论所以被资产阶级法学家奉为“传统的”“典型的”分类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这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主要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分别属于各个资本家所有,在他们看来,对各种财产占有、使用和处分以及男女两性的离合都是各个人的私事,应统由“私法”即民法来调整,所以他们把财产的所有关系,财产流转关系,婚姻家庭关系,雇佣劳动关系,土地关系等,都划归民法调整,这种按照“公”“私”法的标准来确定民法调整对象,显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律观的,同时也是反科学的,因此当然地为无产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所唾弃。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它要求国家用统一的计划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决不能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把经济领域的事都看作各个人的私事,使其成为无政府状态。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理论。列宁在领导苏俄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曾深刻地批判了“公”“私”法的划分理论,他在给德•何•库斯基的信中严肃指出:“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什么私人的东西。” 并强调“必须扩大国家对“私法”关系的干预” 。此外,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各种社会关系的性质,例如婚姻家庭关系已不再是金钱关系,劳动关系已不再是雇佣关系,土地被宣布为国有,不再是被任意买卖的对象,这些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它自身新的特征,应从民法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因此1923年苏俄民法典第五条明确规定“土地关系,由雇佣劳动所产生的关系,家庭关系都由专门法典调整”。苏俄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民法典,它把与民法所调整的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从民法中分离出去,使民法从庞杂的私法体系中净化出来,这是立法史上一个飞跃。1923年的苏俄民法典共分总则、物权、债、继承等四编。它所调整的对象,据苏联民法学家解释是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与财产相联系的人身非财产关系,那么什么是一定的财产关系与财产相联系的人身非财产关系呢?即“一定”应“定”在哪里,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苏俄第二个民法典即1964年的民法典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它在序言中写道:“苏维埃民法调整共产主义建设中因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这些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苏俄民法典和苏联学者对民法所调整的对象虽然采取了科学方法,即按不同的社会关系来确定民法调整对象的内容,但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例如,用“一定”这个词作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的限制词,它并未表达出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的本质,其后他们又把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归结为“因利用商品货币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利用商品货币”这个概念也是极其广泛的,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因利用商品货币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并不一定都由民法来调整,相反,有些不是因利用商品货币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也可以由民法调整;再次,如民法所调整的人身关系,他们认为是“与财产有联系的人身非财产关系”,这显然是指民法只调整那些与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至于那些与财产无关的人身关系,民法则不调整,但我们翻到1964年苏俄民法典第七条看看,它又明确规定“公民或组织有权通过法院要求否定损害其名誉和尊严的言论,如果散布者不能证明这些言论符合事实”,显然这些损害公民名誉和尊严的行为有些可能与财产有关系,但有些就不一定有联系,因此我们认为,这些提法都未能准确地表达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和范畴。

旧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生产极不发达,历代反动统治者只知道以强制手段向人民横征暴敛,而不提倡建立即使是形式上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加之重刑轻民,重礼轻法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旧中国民事立法很不发达,据史书记载,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典是战国时魏相李悝编制的《法经》,该法典共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等六编,顾名思义,从编目中可以看出,全部法典内容主要讲的是刑法,其中虽有部分属于民事关系,但在解决办法上多采取刑罚手段处理。其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颁布的法典如汉之九章律,唐之永徽律,明之七律,清之大清律例与法经体例基本相似,都是以刑法为主,夹杂部分民事法律规范,若以传统民法体系观之,其中户役、田宅、钱债、婚姻等应属民法范畴,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亦相当广泛。清朝末年国内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在帝国主义步步入侵,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政府为了缓和矛盾,苟延残喘,不得不玩弄“变法”花招,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任沈家本等为修律大臣,设立修订法律馆,聘请日本学者志田钾太郎和松冈义正起草民法,历时三载,于1911年抛出了一个民法草案,共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篇,基本是日、德民法的翻版,只是在亲属、继承篇中参进了一些封建传统礼俗而已。这个草案被称为《大清民律草案》,未及公布,辛亥革命发生,清室覆灭,草案自然成为历史陈迹,其后北洋军阀政府又于1925至1926年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个民法草案,编章内容均未脱离《大清民律草案》案臼,这个草案虽未正式公布,但曾被当时的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作为“法理”引用。1927年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效颦资产阶级法律形式和发展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需要,曾于1929至1931年抛出了一部民法典,即《中华民国民法典》,法典共分五编: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这部民法典是前两次民法草案的翻版,它主要抄自德国日本民法典,也吸取了较晚出世的瑞士民法的某些内容,在亲属和继承编中保留了较多的封建传统礼法,是一部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民法典,它与资产阶级民法典一样都是按照“私法”的框架确定民法典的内容的,它把劳动雇佣、土地、婚姻、家庭等社会关系都作为民法所调整的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事立法工作,建国初期,中央法制委员会曾考虑系统总结老区民事立法和司法经验,制定一部民法典,但解放伊始,忙于三大运动,在客观上这一设想无法实现。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进入大规模计划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迫切要求有法可依,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进入新阶段,民法草案的起草工作被列入议事日程。1955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的主持下,集中了部分法律工作者,从事民法典的起草工作,鉴于当时对私改造正在进行,所有制关系还不够稳定,而无法可依的情况又比较严重,为了正确解决这一矛盾,对民法起草工作采取了“一气呵成,准备一条不用”的积极慎重方针,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草写出了民法典的征求意见初稿,计五编433条,其结构近似苏俄民法典体系,未被铅印成册,整风反右运动开始,遂被搁置。1963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过去,经济建设走入正轨,市场出现新的繁荣景象,客观需要加强法制,毛泽东同志也在这时提出“刑法民法都要搞”,于是起草工作又被提上议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法律室的主持下,再次集中部分法律工作者从事民法起草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工作,于1964年7月草拟出民法草案试拟稿,共3编24章262条。这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已暗中勾结,极力散布左倾思潮,在左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影响下,民法起草工作再次停顿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彻底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强调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邓小平同志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主要的法律”。 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于1979年底成立了民法起草小组,从事民法起草工作,经过十个月的辛勤工作,于次年八月草拟了一个民法草案“试拟稿”包括总则、财产所有权、合同、劳动报酬和奖励、损害责任、财产继承共六编计501条,并先后多次向部分经济单位和政法部门征求意见,力求逐步形成一个较成熟的民法草案,但由于当前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期间,如何彻底解决不再“吃大锅饭”和充分调动企业、生产者积极性的问题尚在试点,因此,势必影响民法起草工作的进展,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的进展,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典必将诞生。

在历次民法起草工作中和当前我国民法学界,对民法调整的对象都存在着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1.民法调整的对象是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与财产相联系的人身关系,这是苏联多数民法学者的主张,过去我国各种民法教科书中亦多持这一观点。关于这种主张的正确性和不足之处前面在介绍苏俄民法典的调整对象中,已表明了我们的看法,这里就不赞述。

2.民法调整的对象是商品经济关系,这一主张与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中民法是调整“因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的主张颇有近似之处,它的理论依据是法律部门的划分应由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点来决定,民法是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部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其固有规律和内在联系,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民法就是调整这种特殊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所以它有统一的对象、原则和方法,从历史上看,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尽管在不断地“净化”,但商品关系始终是作为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核心,不仅过去现在如此,只要有民法存在的时候,都应如此。并认为继承、智力成果等都不是商品关系,应从民法中“净化”出去,分别由其他法律部门或由新的法律部门调整,这一主张较为可取,它从本质上说明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属性,从而也给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划了一个较明确的界限。但是仍有值得商榷之处。这里所谓商品关系,包括商品所有和商品交换关系,首先就商品所有关系来说,民法所调整的财产所有关系不只是商品所有关系,如矿山、水流、铁路、银行和国家的某些其他专有财产,并不是作为商品来占有的,其次就财产流转关系来讲,民法所调整的财产流转关系也不都是商品关系,如赠予关系、借用关系,这些关系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产生的财产关系,也应由民法调整,可见,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主要是商品经济关系,但不都是商品经济关系。

3.民法调整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问的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关系。这种观点与主张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观点基本相同,只是范围有所扩大,它虽然弥补了民法只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主张之不足,但它同时又把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扩大到不适当的范田,因为“财产流转”是个含义极广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商品交换关系,同时也可把财政拨款关系、税收关系、工资支付关系等包括在内,这些财产流转关系当然不能由民法来调整。

4.民法调整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这种主张认为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由民法调整,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则由其他法律调整,其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不仅有基于价值规律而产生的平等关系,而且有基于国家组织经济职能而产生的上下级的行政领导和计划管理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特别是在全民所有制组织之间,在进行商品交换时,首先强调的是服从国家计划和上级命令,而在公民之间或公民与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财产流转,则不具有这种特征,即使有之,也不像在社会主义组织之间那样强烈和明显。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财产流转关系具有这些特点,所以它应从民法中分离出去,由其他法调整。民法只调整公民之间,公民与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主张值得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家用统一的计划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固然要服从国家计划的指导,特别是我国今后要大力发展城乡商品生产,在公民之间,公民和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联系将越来越广泛。国家也必须加强对公民之问,公民与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经济活动的计划指导,因此,决不能把它们从计划指导中排挤出去。另外,国家在用统一的计划指导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充分注意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在财产流转环节中,不论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还是在公民之间,公民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基本都是按照等价有偿原则通过合同的形式来进行的。这种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按等价有偿原则进行流转的财产关系是一类特殊的财产关系,把具有这种特殊性的财产关系划归一个与其相适应的法律部门,即由民法来调整是完全符合按照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划分不同法律部门的科学原则的,相反我们如果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财产流转中的某些次要差异,而忽视它与公民之间,公民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财产流转关系中的基本特征,人为地把它们割裂开来,把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财产流转关系规定在另一个法典里,势必导致立法体系的混乱。此外,就所有关系看,当前我国主要有全民、集体、个体三种所有制形式,它们尽管地位作用有所不同,但都是不可缺少的,彼此紧密联系、相互促进,这些所有关系反映在法律上就是全民、集体和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调整原则和保护方法,形成我国统一的所有权制度,如果人为地把它们分别在两个法典里,同样会造成立法体系的混乱。

以上各种主张虽各言之有理,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片面性,有继续进行研究的必要。这里也提出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民法调整的对象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财产关系是指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但民法不是调整所有的财产关系,而只调整具有平等 属性的财产关系。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为什么具有平等的属性呢,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财产属全民所有,每个公民都对它平等地享有权利并平等地承担义务。集体财产属于某一集体全体成员所有,每个成员对其所属集体的财产也平等地享有所有权和承担义务,此外还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公民个人财产,它是公民个人劳动所得,全民、集体和公民个人财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尽管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全民财产在各种财产中占主导地位,它决定着集体和个体财产的发展速度和方向,但是这种主导作用是通过经济杠杆作用来完成的,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来实现的,不存在谁吃掉谁,谁强制谁的问题,它们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平等协作关系,这种平等协作关系反映在法律上就是当事人间的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人都同等地负有不侵犯他人财产的义务,若有侵犯就承担同样的返还或赔偿的责任。

第二、价值规律的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公有制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必须服从国家统一的计划领导,遵守一定的比例关系,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其次它具有商品属性,商品经济不是某一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多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现象,它不仅存在于私有制社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既有其特有的规律,但又没有摆脱一般商品生产所固有的某些特点。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商品按照价值量进行交换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在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地方,就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既然也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也就必然要发生作用。以上两个特点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仅要受到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调节,也必然要受到价值规律即市场的调节。

此外,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计划经济,因此,在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时,必须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作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必须明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互相融汇和互相渗透的,既不能截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也不能割裂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计划调节本身就考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市场调节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那种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对立起来分割开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所谓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并不是说这些产品只能由计划调节,另一些产品只能由市场调节,而是许多产品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计划调节。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体现在计划管理体制上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对有些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对有些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对有些产品由生产单位根据市场需要自订产销,但不论是采取哪种形式管理的产品,当其进入交换领域后,参加交换的人都必须承认对方是商品的独立所有者或经营管理者,通过合同的形式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要实行等价交换,就必须承认商品的所有者或经营管理者的平等地位,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承认商品的所有者或经营管理者在商品交换中的平等地位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勿怪乎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 ,马克思的这句话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关系来说并未过时。

以上情况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中的所有关系和部分财产流转关系(主要是商品交换关系)是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具有平等属性,这种平等属性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商品性质所决定的。我国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就是这种具有平等属性的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关系.马克思说:“民法准则不过是社会生活经济条件在法律形式上的表现。” 这种具有平等属性的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反映在民法上,就是当事人之间平等互利,等价有偿原则。因此,民法不仅有统一的调整对象,而且有统一的调整原则和方法,从历史上看,民法是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法律部门,它在历史的长河里,为促进商品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民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它与一切私有制国家的民法具有本质的区别,它是积极为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有一种倾向,有些人断言民法只能调整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而不能调整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忽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统一性,强行割断他们之间的有机联系,企图把民法从调整经济关系的座位上挤出去,甚至企图取消民法或用一个什么新的法律部门来代替它,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给立法工作和司法实践造成混乱,别无任何好处。我们认为民法是调整我国社会主义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它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得到完善,是其他任何法律部门代替不了的,如果硬要代替,也只是改变一个名称而已,而我国社会主义民法的基本原理原则和内容是决不会消失的。

民法除了调整财产关系外,调不调整人身非财产关系?在我国法学界也有不同看法,所谓人身关系是指与人身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社会关系,包括身份关系和人格关系,前者是基于一定身份而产生的其中有些是基于国家管理职能而产生的上下级组织之间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种人身关系属于行政法调整对象。有些是基于婚姻血缘关系产生的,如夫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已不是商品关系,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应归婚姻法调整,人格关系是为了维持人的人格尊严(包括生命、自由、荣誉、姓名、肖像等)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我国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制度,公民的地位是平等的,任何公民都有维护自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同时也负有不得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义务,我国宪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可见,人格关系是一种平等的非隶属的社会关系,民法应予以调整。

综上所述,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也就是公民之间、社会主义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平等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它具体包括财产所有关系、财产交换关系、损害赔偿关系、智力成果关系、财产继承关系,以及生命、自由、荣誉、姓名、人格尊严等人身关系。

本文原载陶希晋主编:《民法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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