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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发展商品经济需要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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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商品经济需要民法*

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并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将推动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科学的发展,使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科学进入空前繁荣的境界。这样说的主要根据是:

第一、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确认商品生产者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商品只有通过市场,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它要求每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必须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的经济实体,对自己拥有的财产享有所有权或经营权。这就给我国的所有权制度和法人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例如在所有权的问题上,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它的精确含义应该是什么,作为全民财产所有权主体的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财产关系等,就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许多教科书和文章中,都认为所有权是对财产的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其实这是罗马法给所有权下的定义,已远远不适于今天的情况了。马克思曾经指出:“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上的幻想。” 事实确是如此,在罗马小商品生产条件下,所有者一般都是经营者,不发生所有者同经营者分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说所有权是对财产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是正确的。但到了封建社会以后,所有者与经营者逐渐相分离,特别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而代表全民财产所有者的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并不直接占有、处分财产,而是授权国营企业去经营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用传统的所有权概念来解释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的财产关系,就必然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甚至削足适履,歪曲新生事物。如果我们摆脱一切传统影响,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离的,这种分离不但无损于国家所有权的完整性,而且更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更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正如《决定》所指出的:“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大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这样明确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是对所有权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一理论的突破和发展,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有权内容,决不只包括占有、使用、处分,除了占有、使用、处分之外,它还应包括委托经营权(可简称委营权)、收益权(所有物产生的孽息)、受益权(承包权)等,才比较符合当今实际。类似这类重大民法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多,都必须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以研究解决。

第二、发展商品济经必须具有良好的经济秩序。商品生产出来以后,必须进入市场,通过交换,实现自己的价值,使生产者的劳动成界转化为实际收入,所耗费的资源转化为社会财富。否则,商品生产者就要遭受挫折,不可能继续进行扩大再生产。马克思讲过,实现商品价值“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可见,疏通流通渠道,维护正常交换秩序,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它要求参加商品交换的当事人必须按平等、等价、有偿原则交换自己的商品;但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除了受价值规律即市场的调节外,还要受国家计划的调节。民法中的合同制度是商品交换的法律形式,如何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正确地结合起来,使商品交换真正能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按平等互利、等价有偿原则进行,这就给我国社会主义民法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需要加以研究解决,以利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开发智力成果。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就是生产力。一项重要科技发明及其推广运用,能大大地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效益。因此,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商品经济必须贯彻的一项方针。但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长期以来大家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智力成果是精神财富,其价值不能用货币来衡量,不承认它是商品,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智力成果的开发、推广和应用。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理论,最近国务院在《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技术也是商品,单位、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区、部门、经济形式的限制转让技术。国家决定广泛开放技术市场,繁荣技术贸易,以促进生产发展。”这一规定是对智力成果理论的重大突破,意义非常深远。肯定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科技也是商品,可以不受地区、部门的限制进行转让,将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特别是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智力成果迅速地运用于物质生产,从而使商品经济日益走向昌盛繁荣。但肯定科技是商品,仅是开发、推广和应用科技的一个良好的开端,还有大量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研究解决,通过对这些理论的研究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必将大大丰富我国民法的内容,并推动民法科学进一步走向繁荣。

第四、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时空距离日趋缩短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不再是孤岛,它要想立于现代经济生活之林,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闭关自守是作茧自缚,不能实现现代化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白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被各民族的多方面的相互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比较落后,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商品经济就更需要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因此,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并已在实践中获得了显著成效。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对内搞活经济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基础;对外开放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两方面的工作必须同时开展,不可偏废。正如《决定》所指出的:“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我们不仅要吸取其它国家发展商品经济的有益养分,而且要不断总结我们自己发展商品经济的新鲜经验,制定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

以上事实说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正确理论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将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使我国民事立法日趋完备和完善。

为了使一部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能够早日诞生和全面地贯彻执行,我认为在认识上有必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民法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问题。民法调整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有的主张调整财产所有和财产交换关系,有的主张调整商品所有和商品交换关系,有的认为民法是调整平等的财产关系,这种平等的财产关系主要是指商品所有和商品交换关系,但又不限于商品所有和商品交换关系。其所以是平等的财产关系,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价值规律作用所决定的。以上提法虽各不相同,但都是枝节之争,在核心问题上大家认识是一致的,即都不否认民法所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是商品所有和商品交换关系。而当前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则是民法同经济法的关系问题。近年来经济法一词在我国使用得很广泛,研究和教学机构也越来越多。但究竟什么是经济法,它应该调整什么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在法学界认识却极不一致。我们认为经济法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应该是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即有关经济管理方面的关系,因此它应叫做经济管理法为宜,而不应笼统地叫作经济法。因为“经济”这个概念的含意非常广泛,许多法律部门都要涉及到经济内容,也就是说,经济关系是不能由某一个部门法来调整的。例如,民法它所调整的对象基本上都是经济关系,宪法、行政法也要调整经济关系,所以用“经济法”这个词来作为一个部门法的命名,显然是名不符实的,容易使人理解为“经济法者经济之法也”,即凡具有经济内容的法都被认为是经济法这个部门法的内容。当前不少人把《经济合同法》、《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等等法规视为经济法的内容便是例证。这种理解已使经济法同其他部门法(主要是同民法、行政法)界限难分,出现了一些混乱,特别是在有些法律院校里,民法课讲民事法律关系,经济法课讲经济法律关系,民法课讲合同,经济法课讲经济合同,内容大同小异,徒增学生负担。鉴于经济法同其他部门法特别是民法、行政法在调整对象、范围问题上分歧较大,建议最高立法机关在确定立法计划和决策时,对此应有大致的划分,以免在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中造成重复和混乱。

其次是摆脱“私法”观念的影响。民法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私有制社会,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把经济关系看作个人之间的私事。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了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反对别人干预他们的剥削行为,高喊所谓“私法自治”,并把它作为一项原则贯穿在他们的民法典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个人财产也是从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民、集体、个体经济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整体,都要受国家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在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什么私人的东西” ,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公法”与“私法”之分。当前,“公”“私”法的理论虽然消声匿迹了,但“公”“私”法的传统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似仍隐约可见,如有人认为民法是随着私有制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社会主义社会,它也只能调整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不能调整公公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主张实质上是“私法”观点的反映。它不仅抹杀了社会主义民法与私有制国家民法的本质区别,也否定了价值规律对商品经济的作用,用这种观点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必然把我国民法调整的同一性质的财产关系人为地割裂开来,由几个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这样不仅导致立法体系的混乱,同时也为适用法律造成极大的不便。

再次是正确理解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两个特征。一方面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公有制要求商品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商品性,因此,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以上两个特征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既要受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调节,也必然要受到价值规律即市场的调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互相融汇和互相渗透的,既不能截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也不能割裂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计划本身就考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市场调节是在计划指导下进行的。那种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所谓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并不是划定某些产品由计划调节,某些产品由市场调节,而是要求尽可能多的产品通过市场来实现计划调节。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体现在计划管理上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对有些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它的范围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对有些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对有些产品由生产单位根据市场需要自订产销。但不论是采取哪种形式管理的产品,当其进入市场领域后,参加交换的人都必须承认对方是独立的生产者或经营者,通过合同的形式按照等价原则进行交换,因此那种认为民法只能调整由生产者自定产销的产品而不能调整指导性、特别是指令性计划产品的观点显然是不妥当的。它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对立起来了。如果用这种观点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也势必把同一性质的经济关系,从另一角度,即从计划产品和非计划产品的角度人为地割裂开来,分别由几个部门法来调整,这样,同样会给立法体系和司法实践造成混乱。

最后,应充分估计制定民法典的意义。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对立法工作采取了灵活慎重的方针,根据客观的可能与需要,对各种法律法规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在行之有效之后,再提炼上升为法典的形式。我国刑法就是在《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单行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我国民法(典)也将在各种行之有效的民事法规的基础上总结提高制定出来。今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还要继续制定许多必要的单行法规,这是完全正确的,过去颁布的各种单行法规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积极制定各种必要的单行法规的同时,还必须加速各种法典的制定,特别是制定象民法这样的基本法的法典尤为重要。如果我们只有大量的单行法规,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一些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散布在大量的单行法规中,而无比较稳定、全面系统的法典,则不便于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和运用法律。因此,我们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加强制定单行法规的同时,加强对基本法的研究和制定,使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如民法、行政法等能够早日制定出来。

本文原载《法学季刊》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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