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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聂天贶、吴卫国、赵万一:《论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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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

民法是仅次于宪法的二级大法之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民法与经济基础有着特殊的联系,经济基础决定着民法的性质和发展,民法又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古往今来,各剥削阶级国家一般都重视制定自己的民法,以稳定和调整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不能例外。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亲自领导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民法。在我国,解放后不久即着手起草民法。但是,时经三十五年,中经几起几落,时至今日民法典也未能颁行。我国民法之所以难产,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商品经济不发达和民法科学落后,无疑是阻碍民法制定的主要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得到空前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突飞猛进。这一切都迫切要求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法典。民法学工作者必须为民事立法工作提供理论依据,这就首先要回答清楚民法调整的对象问题。本文试对此发表一点我们的粗浅意见。

我国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究竟是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意志关系,还是作为经济基础范畴的生产关系,这是民法学界至今尚有争论的问题之一。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首先,我国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不是资产阶级通常所认为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法律关系。

“财产”一词,各国学者的解释大同小异。《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是,“一种支配

财物的绝对权。”《渥里希德文词典》说它是“对于一个具有完全使用力量和处理力量的事物的所有权”。日本《法律学小辞典》认为它“也可用来指属于某权利主体的各种财产权的总称”。《法国民法教程》则认为:“民法典中未明确谈到的关于财产的概念,就是属于个别自然人或法人的具有经济内容的权利总和,这种权利同时又赋予本人以同样经济内容的义务。”旧中国民法学者也认为“‘财产者,有经济的价值,依一定之目的而结合之权利义务之总体也。” 我们罗列上述释义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学者总是将财产视作某种权利。既如此,财产关系也就当然成为权利关系或法律关系。但是,法律关系是指经法律调整后而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它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特定的、实体的社会关系的存在;二是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对其加以调整。二者的有机结合,才使实体的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显然,作为规定权利义务内容的民法,是不能调整已经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关系的。因为后者已具有法律效力,而调整则是赋予某一社会关系法律效力。“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 。如果认为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财产关系是法律关系,那么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资产阶级将财产关系视作法律关系,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从认识论上来看,他们“从法律幻想的观点出发,不是把法律看作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作法律的产物” 。就阶级根源来说,“财产和通过财产而取得的势力构成资产阶级的本质 ”。财产私有制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财产就是资本,财产就是权力,财产就是法律。因此在资产阶级看来,财产关系很自然地就是法律关系。但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观点来看,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财产关系和上升为法律的财产关系,径渭分明,决不容许混为一谈。

第二,我们认为,我国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指的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

思维范畴是历史的产物,“生产关系”概念在实质和内容上都为马克思主义所特有,而“财产关系”概念却被资产阶级蒙上了一层法律的面纱。正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地揭示出了“财产关系”的含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只有在交往的过程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 1847年马克思发表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已包含有财产关系即生产关系之意 。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更明确指出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到了撰写《论普鲁东》时,马克思便明确区分了财产关系的双重含义,即作为法律表现的意志关系和作为现实形态的生产关系。 可见,生产关系是意志关系的基础,是财产关系的基本含义。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不仅为我国经济学界所公认,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中,二者也常常是通用的。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更多次明确指出,“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总之,作为现实形态的财产关系,即生产关系或者叫经济关系,就是我国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的本质含义。它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

揭示了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财产关系的基本含义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我国民法应该调整什么样的财产关系。

我们认为,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财产关系。对这种“平等财产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从横向看,它有三层含义:一是人们平等地占有和支配财产;二是人们在相互关系中处于平等的经济地位,人身上互不依附;三是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按同一尺度,即劳动或劳动的凝结来进行。从纵向来看,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平等关系,也包括人与人之间在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平等关系。这里的“人”既可以指单数或复数的自然人,也可以指具备一定条件的社会组织(法人)。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之所以具有平等的属性,首先是由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决定的。我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即全民性质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此外还有少量附属于公有制的个体生产资料所有制。它们具有以下的特点:(1)全体人民都是国家所有制财产的共同主人,他们在对全民财产的所有关系上是平等的;(2)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相互关系上是独立的、平等的,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存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问题;(3)它们之间按照等价、有偿、平等、互利的原则互相交换其劳动和产品,互帮互助,通力合作,其合作形式也是平等的、民主的、合理的。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就是产生于这三种经济形式的实体之间的以及这三种经济形式内的不同实体之间的平行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的本质属性也就自然地取决于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上述特性。所以,这种经济关系应当是平等的财产关系。就我国现有生产关系的内部构成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全体人民平等地占有、支配和使用生产资料;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包括相互交换其活动或产品的关系是平等的;产品分配的原则也是平等的。因此,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财产关系,其本质特征当然也应当是平等性。

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具有平等性的第二个根据是价值规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一下的商品经济。它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公有制要求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国家要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对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调节。其次,它具有商品属性。商品经济不是某一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许多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现象。上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至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一不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但私有制社会可以通过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也不能超越商品经济这一客观的经济形态。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既有其特有的规律,又具有一般商品生产所共有的某些特点,如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种属性,商品价值由劳动来决定等等。而价值规律又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可能没有价值规律。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即等价交换。社会主义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价值规律就必然要发生作用,表现在流通领域就必然要求进行等价交换。

以上两个特点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仅要受到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制约,而且还必然要受到价值规律通过市场所进行的调节。当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后,参加交换的人都必须承认对方是商品的独立所有者或经营管理者,通过合同的形式在让渡自己产品的同时取得对方的商品。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这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而要实行等价交换,就必须承认商品的所有者或经营管理者经济上地位平等,人身上互不依附,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等价交换。可见,承认商品的所有者或经营管理者在商品交换中的平等地位,这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 ,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说,仍然是适用的。

最后,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商品本身所固有的平等性促进了民法的发展。传统民法的发展史表明,商品生产越发达,商品交换越广泛,民法就越有用武之地,从而使其不仅在体系上更加完整,更加谨严,在内容上更加净化,更加简炼,而且在形式上更加完美,更加精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商品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要求,即体现为平等的等价交换的作用和影响。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人与人之间政治上、经济上的真正平等,平等性贯穿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其必然要求是人们在相互关系上平等、互利、等价、有偿,一句话,按照等价原则互相交换其活动。这是民法调整对象平等性的又一根据。

我国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财产关系。从我国的经济现实和法律发展的历史和趋势来看,这种平等的财产关系包括平等的财产所有关系和平等的财产流转关系。

首先是财产所有关系。财产所有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隶属性的关系,如企业内部的财产管理关系,国家对国营企业财产的调拨关系,财政税收关系,预算拨款关系,计划分配关系和金融管理关系等等;另一类是平等性的关系,系指人与人之间因财产的占有、使用、交换、收益、互易、转移等而发生的关系。这里所说的财产既包括自然存在的物,又包括人工制造的物,后者又可具体分为体力劳动成果和脑力劳动成果。总之,这类关系泛指一切因物质财富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这种平等关系的核心是承认各自的利益,因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 。这种具有平等属性的财产关系,构成了民法所调整的内容之一。其中生产资料的归属构成所有关系的主要内容,其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存在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构成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和生产关系的核心,因此“一说到生产资料,就等于说到社会,而且就是说到由这些生产资料所决定的社会” 。具有隶属性的那部分财产关系则不归民法来调整,而是归计划法、财政法、金融管理法、企业管理法等经济管理法规来调整。

其次是财产流转关系。财产流转即经济流转,它主要发生在交换和分配过程中。这里的财产不仅包括物化劳动即产品,而且还包括流动状态的劳动即劳务服务。财产流转关系是典型的平等关系;它又可具体分为商品流转和非商品流转关系两种,前者如买卖、供应、借贷等关系;后者范围较小,主要限于使用借贷、赠与、委任和保险等关系。

民法中债和合同制度所调整的主要对象就是商品流转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合同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和法律形式。由于它主要是由双方当事人自己来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因而它有利于当事人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有效地保护各自的经济利益。因此,合同形式的适用越来越广泛,以至于逐渐超出了商品流转的范围。债和合同制度反映了平等财产关系的要求,确认了当事人相互间的平等地位和商品交换中的等价有偿原则。

财产继承关系是公民死亡后的财产流转关系。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指出,一个事物有基本的属性,又有次基本的属性。在我国,财产继承关系最基本的属性是平等的财产关系,次基本的属性是人身关系。财产继承关系的平等性主要体现为:各继承人相互之间以及继承人与其他人之间均处于平等地位,谁都可以不依赖于他人而独立地为意思表示。我国继承关系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互助,这种横向互助关系的基础或前提,就是当事人相互处于平等的地位。我国继承制度中的继承权平等的原则,也正是由这种继承关系的平等性所决定的。根据这一原则而制定的男女平等地享有继承权,同一顺序继承人的继承权一律平等等原则长期行之有效,充分证明了这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以相互平等为原则的继承制度,完全适合于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财产继承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

民法要不要调整人身关系,这是法学界至今仍有争论的问题,我们认为,民法应调整一定的人身关系。所谓人身关系是指与人身密切相联而不可分割的社会关系。“人身”,包括人格和身份两项内容。就身份来说,它可具体分为三种:一是平等的身份关系,例如发明、发现、著作人的身份关系,信誉关系等等;二是隶属的身份关系,例如领导与被领导,国家对国营企业、国家机关的身份关系;三是不属于前两类的其他身份关系,其中的主要部分是因婚姻、血缘、收养关系而产生的人身伦理关系。其中,平等的身份关系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隶属的身份关系为行政法、经济管理法(很多人称之为经济法)调整的对象,而因婚姻、血缘、收养所产生的身份关系则归婚姻家庭法来调整。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我国民法所调整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提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符合法律逻辑学的基本要求;

第二,揭示了民法调整对象的本质属性;

第三,符合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顺应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蓬勃发展,精神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潮流,客观地反映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法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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