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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人性定位与法律选择——读刘云生《民法与人性》随想(胡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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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定位与法律选择

―――读刘云生《民法与人性》随想

胡志娟  

原载《法府书香》(辞旧迎新专号)2007年下学期综合第5期(2008-1-12)

休谟曾经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具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途经回到人性。因此,对于人性的不同预设就会导致不同的法律选择。刘云生老师的《民法与人性》一书认为,人性本恶。近代民法之本源力量就来自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领域之人性恶假设,或者说,性恶论假设构成了近代民法之价值前提。且以性恶论为逻辑前提与价值前提,近代民法衍生了平等地位、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等基本价值命题。

一、 人性善、恶论与法律选择

人性,善恶难辩,古今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人之初,性本善”, 但人性善的哲学预设,无疑对人性寄予了过于美好的期望,因而在注重内在的心性修炼时,却忽略了外在的法律、制度、程序的制约和预警作用,法律微不足道,不可取。

荀子认为“人之性恶”。人性就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里好愉快”,人都有“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害”之本性。韩非子则认为人皆“自为”,人与人之间均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的利害关系,决不会“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于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起源于防恶,只有法治才能防止人性之恶的膨胀。

承认人性恶,在法律选择与发展方面确实有可称功颂德之处。以法治与分权制衡模式由此构建,实际上它是一种以法律和制度为准绳的外向治人的政治设计与运作。一方面,它促使西方国家确立了“制度优于人性”的政治哲学理念,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有效地限制了人的恶性膨胀,遏制犯罪和恶行的蔓延,控制了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但,勿庸置疑,由于只看到了人性的缺陷和本恶,它在注重外向治人,在利用制度和法律对人的恶性膨胀设立种种预防机制的同时,却忽视了人中善的因素,忽视了人的内在的道德、信仰与精神价值的培养与追求,因此,所选择的法律是过宽、过严、过杂、过死板地限制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法律不再是自由的圣经,而是社会重重的伽锁。

二.对人性的再认识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人性,重新寻找法律的建构基石。

正本清源。当开口论及人性善与恶时,我们是否想过心头的那杆秤是什么样的?基准何在?不同的圭臬就会导致不同的判断。不过可以断定,前面所列诸例,善与恶无不是以我们自己为标尺的。利已,则善;损已,则恶。

“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应当走出围城,不能站在自已的立场,议自己的长短是非,那样得出的结论是片面、主观的。

荀子认为,人性就是“目好色,耳好声,目好味”,真让后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世间生灵,目、耳、口,生来为何?好色、声、味都是求恶的话,为避免求恶,就要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做一个个混沌肉团吗?更何况说,色、声、味乃天地万物所共生共为。无色无声无味的世界恐怕是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前。如果那是至高无上的善境,女娲也应当不会呕心沥血去补天,达尔文的进化论也要沦为“退化论“了。“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正点明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饥而不食,寒而不暖,劳而不息,人又怎能果腹蔽体,精神抖擞,孜孜不倦,繁衍生息,延续至今呢?对于利,司马迁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韩非子的“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还有荀子的“好利而恶害”,应该是异曲同工吧!自然界有个真理:无名的路边小草野花总是争相向上,以便接受更多的阳光。可以说,生灵都有趋利的条件反射性,更何况我们高级动物人呢?没有利,即物质利益,为人的生命做奠基,一腔热血、满腹经纶都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倘若,人真的如荀子所言人皆“自为”,人与人之间均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而决不会“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那么,人又何苦过着这种密不可分、坚而不摧的群体生活呢?何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也许,会有仁人志士对我拍案而起――此处只是人的自然属性,而非社会属性。那么,我认为,自然属性是人与生俱来,而社会属性则是社会浸润给人的,周遭有何种社会,人就有何种社会属性。正如“孟母择邻而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般,其实是后天形成,只能称其为“性格”,而非人性。

因此,人性是不可用善、恶来定位的。其或善或恶的分化取决于人的后天行为。正如告子所言“性犹湍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如果真要对人性用一言以蔽之,则是“向上性”。正如花草争相向上、追逐阳光一样,人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生活的峥峥日上。

三.发现与选择法律

可以假设,“向上性”的人即使在近朱后赤如天使,然而天使日趋增多、数不胜数后,也会在天空杂乱无章、乱飞乱撞。而若使诺大的天使群井然有序,上帝则要颁布几条天规天令。下凡人间,则为法律。可见,法律既非治善,也非惩恶,而是给人们一套规则,使社会有序运作、有条不紊,不至于人们各施其道、交通堵塞,甚至车毁人亡。

然而人类无上帝,法律从何而来?“法律不能被创造,而要靠发现。”正如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论”一样。他认为人类在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规则,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类特意计划或追求的结果,而是在无人能预知其后果的情况下,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发进化而形成的。自发社会秩序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非人们刻意设计的结果。选择法律就是把一部分自发秩序挑选加工构建成法律,规制人们的言行举止,抑恶扬善。

既然法是被发现的,那么法做的更多的应是“确权”,而非“生权”。民法作为老百姓身边的法,日常的法,更是如此。物质决定意识,权利、规则来自社会,相信,坚实的社会基础不会把这张“准生证”发到这位“后起之秀”――法律手中。

因此,我们所选择的法律要从社会中去挖掘、去发现,它既非惩恶,也非法善,既非无为主义的工具,也非无所不能的设计,而是一位无色的、应时而来的“永久中立者”

原载《法府书香》(辞旧迎新专号)2007年下学期综合第5期(2008-1-12)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

协办:研究生会 《新报》编辑部

主编 :邹育理 馆长

总策划:蒋海松

执行主编: 刘俊峰 康博 夏菲

2007年下学期综合第5期 总第34、35、36期合刊

出版日期  20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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